• 有人爱捉奸是这些男人要宣泄,女人要自证清白

    作者:茶购 更新时间:2021-03-26 来源:中国美妆网 【字号: 】 浏览
    [导读]中国人为什么爱捉奸呢?从明面上看,当然是出于“正义感”。不管怎么说,通奸总是“不正当”的。不正则不义,不义之人,人人得而诛之。这就首先从前提上确定了捉奸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合理合法的事,总会有人去做。

      中国人爱“捉奸”,也爱看“捉奸”。

      中国人为什么爱捉奸呢?从明面上看,当然是出于“正义感”。不管怎么说,通奸总是“不正当”的。不正则不义,不义之人,人人得而诛之。这就首先从前提上确定了捉奸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合理合法的事,总会有人去做。因此,只要有人通奸,就会有人捉奸,而且也不会只限于被捉者的丈夫或妻子。似乎不能怀疑这种“正义感”的真实性。事实上,不少捉奸者在行动时,心中确实是“正气一团”的。尤其是对地方风化负有责任的人,一听到消息,第一反应往往是勃然变色:“这还了得!”即便一般的匹夫匹妇,也不会认为出了这种事情,是地方之幸,因此也会正义感油然而生,义愤填膺地前去举报,或亲去捉拿。

      从这一点看,我们不能不承认,儒家的礼教风化确实是深入人心。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妻妾妇人应“恪守妇道”,差不多已成了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只要一听说男女两人私相幽会,也不问是张三是李四,是恋爱是通奸,都会立即闪出“捉奸”念头,弦绷得可真够紧的。

      然而,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捉奸者那一团“正气”的背后,似乎多少总会有一点正义之外的东西。

      首先我们总得承认,世界上合理合法、正义正当的事,大概并不止于捉奸一件,而通奸是否犯法、是否一定不正当,也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便我们认定通奸是违法和缺德的,大概也得承认,其较之敲诈勒索、盗窃抢劫、贪赃枉法、杀人放火等等而言,总归对社会危害要小一点。然而我们中国许多人,对于抓贼、反贪、追捕逃犯和制止犯罪,似乎并未表现出捉奸时的那种热情,有的对于公安机关的执法,还会持一种不合作态度。这样算下来,则我们的正义感,似乎就要打一个折扣。

      其次,捉奸之后的处置,也很奇怪。按说,抓到了“罪犯”,理应移送司法部门处理,比如抓到了小偷什么的,就是这样。当然也有抓到小偷后猛揍一顿的,这也好理解。然而捉到“奸夫淫妇”之后,最通常的做法,是要“游街”;即便不游街,也要“示众”;即便不示众,也要广播得满世界都知道;而踊跃前来观看者,也大有人在。这就又不能不让人进一步怀疑,捉奸的目的恐怕不在于捉,而更在于“看”。

      

      的确,捉奸确实好看。

      第一,捉奸本身就是一台戏。但凡一部戏剧作品应该具有的,如环境、人物、情节,动作、悬念、高潮,捉奸一事之中,无不齐备。况且,这又是些什么样的因素啊!环境是神秘的,人物是真实的,情节是紧张的,动作是惊险的,悬念是强烈的,高潮则是令人兴奋的。既是真人上场,又不用花钱买票,正可谓“不看白不看”,岂有不看之理?

      第二,在捉奸这场戏中,可以看到许多平时想看、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舞台上都难以看到的东西,比如赤身裸体的男女。运气好一点,还可以看到他俩的某些动作。这可是极具神秘感、吸引力、刺激性的场面,是平时花钱也看不到的,现在却可以不花钱白看。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能错过?

      第三,捉奸比一般的看戏还要过瘾。一般的看戏,是演员演,观众看。演员演得再好,也难免有虚假感,而且也缺乏交流。捉奸却是真人真事,真刀真枪,货真价实,不带掺假,有足够的真实感和现场感,而且自己也亲自上场,既当观众,又当演员,岂不过足了瘾?

      第四,捉奸不仅仅是当观众,当演员,而且是当英雄,当大爷。你想想吧,那些“奸夫淫妇”,在捉奸者面前,哪一个不是惊慌失措、丢魂落魄、胆战心惊、磕头求饶?单是在那贼男女兴头正浓时冲将进去,大喝一声“你们干的好事”,就十分过瘾。看着他们从热被窝里滚落到冰冷地上,脸吓得发黄,浑身哆嗦,告饶不止,就够乐一阵子的。哪能不趁这机会幸灾乐祸一回,好好体验一下优越感?

      第五,捉奸不但能当英雄,当大爷,而且当得十分便当。因为你打也好,骂也好,教训也好,对方可决不敢还嘴还手。平时不敢说话的,这时不妨多说几句;平时不敢动手的,这时不妨大打出手;平时受过那“奸夫淫妇”气的,这时不妨趁机出气,平时对人低三下四的,这时大可趾高气扬。

      总之,捉奸这事,既能一饱眼福,看一回好戏;又能一显身手,当一回英雄;还能博得众人喝彩,出一回风头。这可真是一箭三雕,得了便宜又卖乖,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去?

      所以,一有捉奸任务,男人们几乎不用动员,便会自觉上阵,踊跃前往,女人们也有偷偷摸摸去看的。当然,即便错过了机会,也不太要紧,因为还有后面的游街和示众可看。看游街示众当然不及看捉奸过瘾,但有机会看总比没得看好。因此,当那男的光着上身、女的挂着破鞋游街时,看客也会十分踊跃。

      

      然而我们还是不明白,捉住了“奸夫淫妇”之后,为什么一定要游街示众呢?

      最直接的解释是:为了让他们“没脸见人”。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没脸没皮,人而不人。所以游街示众,乃是一种极重的处罚。但是,倘若那“奸夫淫妇”,原本是死不要脸的东西,或者他们原本就是真心相爱,因此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又怎么办呢?办法也是有的。中国古代对此,历来就有严酷的肉刑,大抵是男的叫“腐刑”;女的叫“幽闭”,总之是让他们再也无法成奸。还有一种更加惨无人道,叫“骑木驴”,此外还有骑木驴再加零剐的,不过一般用于因通奸而导致谋杀亲夫者。《水浒传》中撮合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又指使潘金莲谋杀了武大郎的王婆,受的就是此刑。

      王婆的是非我们先不去管,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对一个善良无辜者的谋杀,自然遭人痛恨。但如果只是两个人私通,并未谋财害命,也要男腐刑女幽闭,便未免令人大惑不解了。通奸即便不正当、不道德、有伤风化,处分也不该如此之重呀!

      重,自然有重的道理。

      首先,它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男女关系的重视。这种重视在《周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易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就简直是把男女关系,提到安邦定国的高度了。依照这个逻辑,则男女关系如果不正,就会天下大乱,亡种亡国,所以又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可惜,匹夫匹妇、平民百姓并不懂《周易》。对于他们,只能用重刑来加以威慑。如果对于通奸偷汉者,所给予的处分,竟是轻描淡写的一番教育,那就显然无法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不过,重刑固然能表示重视,但如此的重视,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通奸偷情之事,其实是防不胜防的?或者说,是不用重刑,便不足以防患于未然的?从逻辑上讲,恐怕只能做这样的理解。那么,通奸偷情之事,为什么又防不胜防呢?如此防不胜防,岂非又反过来证明了,在内心深处也想干那种事的,其实并不只有一个两个?

      其实,中国早就有句话,叫做“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也就是说,淫心是难免人人都会有的。正因为淫心难免人人都有,所以,如不施以高压重刑,就势必弄得天下大乱。

      但是,高压也好,重刑也好,都不过只是当局的事,老百姓们也跟着掺和什么呢?

      少数人积极参与对“奸夫淫妇”的惩处,自然有他们的原因。首先,他们需要宣泄。淫心刚才说过,是许多人都难免会有的。只不过基于道德、慑于重刑、碍于条件,不敢付诸行动罢了。这样一来,他们的内心深处,就会感到压抑,这就需要宣泄。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想干而又不敢干的事,别人居然干了,而且还在干的过程中获得了快感,则压抑便会转为愤怒。因为要干就大家都干,要不干就大家都不干,凭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呢?这实在太岂有此理,太令人愤愤不平了。这无疑也需要宣泄。捉奸,以及捉奸后的惩处,恰恰正好可以既宣泄压抑,又宣泄愤怒,当然大家也就不用动员而踊跃前往。

      其次,他们也需要表白。不偷情、不通奸、不淫乱,是高尚、清白、光荣的事。这就必须让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不赞扬,则光荣感等等,也就无由产生。这和一个人做了好事以后希望得到表扬的心理是一样的。但是,做好事和不做坏事却并不一样。“做”有形迹,是已然发生的事情。做了就是做了,无论是否有人知道,它都是一个事实。有这个事实在,即便别人不知道,至少自己知道,可以问心无愧。不做就难讲了,因为它无迹可查。你今天没做,谁知道明天会不会做呢?事实上没做,谁知道心里想不想做呢?不但别人无从知道,便是自己心里,恐怕也完全没有底。这就需要表白,需要向别人也向自己表白:自己不但“没做”那些坏事,而且“根本不想”做那些坏事。

      捉奸、看捉奸、惩处奸夫淫妇,无疑是最好的宣泄方式和表白方式。因为“奸夫淫妇”们决不敢也不会积极地参与捉奸(除非是自己的配偶与人通奸)。且不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至少也会“做贼心虚”,不至于“贼喊捉贼”。所以,积极参与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便等于向大家宣布自己既非奸人,亦无淫心,而压抑在心理深层的淫心,又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宣泄,岂非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正因为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是一种宣泄和表白,因此其行为也就必然过激。

      首先,过激才过瘾。既然是宣泄,就必须泄个痛快;而行为如不过激,则快感何由产生?更何况,在这里,要宣泄的东西又何其之多啊!有因自己不能偷情所生之压抑,又有因他人公然偷情所生之愤怒,轻描淡写地来两下怎么打发得了?这才有腐刑和幽闭之类刑法的发明。这两种刑法,最能让那些愤愤不平者心理平衡:在我们大家都不能随便“快活”时,这对狗男女居然私下里“快活”了,那就让他们今生今世再也“快活”不成。这下子,我们大家不就“心里快活”了?

      其次,过激才有效。因为中国有条不成文的逻辑:一种行动如果被公认是“正义”的,那么,在行动中,行为越是过激,则其动机便将被认为越是正义。比如李逵的许多行动都是过激的,但他却正因为此而被公认为梁山上最够义气的哥们。所以,“文革”中,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做法也会一再升级,从一般的念批判稿,到开批斗会、挂牌戴帽游街,直到殴打体罚、凌辱致死。其原因,就在于运动的参与者,都要争相表示自己的“正义”和“清白”,因此,每一种过激行为的提议和表现,都不会遭到反对(想反对也不敢说),而只会受到普遍的赞同和积极的响应,当然也就层层加码、步步升级了。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急于要表现的则是道德的高尚和行为的清白,其中就包括“不好色”“不淫欲”。这种表白当然只能借助于对“奸夫淫妇”的“满腔义愤”。既然每个人都已“义愤填膺”“怒火满腔”,那么,不出现过激的行为,就反倒不正常了。

      以上两种心理,自然是男人女人都有的。不过,相比较而言,则男人更多地是出于宣泄,而女人更多地是出于表白。因为男人比女人更喜欢“偷鸡摸狗”,而女人比男人更需要“自证清白”。中国历来只有女人的贞节牌坊,没有男人的贞节牌坊,而且一旦发生通奸案,也多半会归结女方的“勾引”,而男方则不过“意志薄弱”而已。既然女人往往被视为祸端,则正派女人便极需证明自己不是祸水。所以,在这时,有两件事是女人必须要做的。一件是在那“淫妇”游街示众时,冲出来向她吐口水,或扔泼污物,此则以彼之“污”证己之“清”;一件是在议论那“淫妇”罪行时,极尽口诛之能事,此则以彼之“淫”证己之“贞”。总之,必须以对那“坏女人”的义愤,来证明自己是“好女人”。不过,义愤再强烈,也只能对准那“骚货”。如果口水吐到“奸夫”身上,便会让人疑心自己与那男人有染,或被那流氓“打过主意”的,岂不是欲证其“清”反被其“污”么?这个脸可丢不起,这种赔本买卖当然也决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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