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故人》中的两代人从山西走出来，最后故事定格在澳大利亚

　　乌兰巴托在哪

　　山西省汾阳县，一间昏暗的小居室里，三个男人懒洋洋地抽着烟靠在一起。就着《美酒加咖啡》的旋律，他们讨论起一个深奥的问题：乌兰巴托在哪儿啊？

　　——一直往北走，过了内蒙就是。

　　——再往北是哪儿？

　　——苏修。

　　——苏修再往北呢？

　　——海上吧？

　　——海上再往北呢？

　　——你麻球不麻烦？成天问这问那。

　　小武已被永远拷在小城路边

　　曾经，这个场景的拍摄者能想象的最遥远的地方，就是乌兰巴托。那是天气预报中“西伯利亚冷空气”的源头。那是“荒野上飘扬的风/是倦了在歇息/还是听到恋人絮语”等歌词形容的异域。年轻的导演像他的角色们一样憧憬过：有一天走出中国小县城，走向远方，走到那个渺茫得似乎永不可能到达的外蒙古首都去。

　　2000年，贾樟柯30岁；不久前，他都还没见过海。那一年，带着这部名为《站台》的电影，他去了威尼斯、法国和新加坡；加上之前携《小武》去过的德国、美国以及韩国，他积累的里程已经远超乌兰巴托与山西汾阳之间的1200多公里。这样的幸运，他的主角们当时还无福消受：小武已被永远拷在小城路边，接受着路人麻木的围观；而崔明亮则放弃了“文艺工作者”的逼格，在汾阳结婚生子、归于平淡。

　　那时，在贾樟柯的电影中，一代平凡的中国人站在大时代遽变的边缘，挣扎不出小城是他们共同的宿命。

　　中国人，走出去

　　《三峡好人》中的男女从山西小城赶到山河改换的核心

　　15年过去，情况已大为不同。在《站台》之后，曾处在逐渐崩塌的边缘的贾樟柯式人物，渐渐被卷入了变迁的洪流中。《任逍遥》中的圆圆终于去了北京，留下自己瘦削脆弱的男友独自面对败落的小镇；《世界》中的小桃已在北京“漂”了多年，在对“国际化”荒诞的中国式模仿里讨生活；《三峡好人》中的男女从山西小城赶到山河改换的核心——三峡工程正在进行的奉节，寻找流失的生活痕迹。

　　身处动荡，小人物慢慢地不甘被动。到了前年的《天注定》，人们不仅走出了故乡，还拿起刀枪，对席卷一切的大潮血腥地回应起来。剧烈的碰撞中，远行人残杀着另一群远行人。流散、激越和毁灭，在王宝强祭奠自己手刃的受害者时，都化为一句轻飘飘的结语——“要怪就怪老天爷，有啥想不通就去问他”。

　　现在，贾樟柯带来的《山河故人》已经是英语对白，讲述的也不仅是狭义的“中国人”的故事。片中的两代人从山西走出来，跨越千山、历经聚散。最后故事定格在大洋另一边的大陆——澳大利亚，小镇姑娘的儿子早已说不好中文，连母亲的面孔都记不清了。这部电影的英文名(“Mountains May Depart”)意为“山也会分开”，似乎寓示着现世的变化是多么魔幻，一切稳固都将崩塌流散，一切不可能也能成为可能。

　　这无疑契合了现下一代中国人的复杂体会：在举国挺进的背景下，往昔的“远方”如今触手可及，而令人安心的现实边界则不复存在。影评人程青松在戛纳采访贾樟柯时强调，“中国社会十余年的变迁，都能在你的电影里找到对应的公共经验”。而对方回复的，则是一系列人们耳熟能详的个人经验：23岁才走出汾阳上电影学院，拍完处女作发现曾经的同学都成了“生活秩序中的人”；故乡有数百年历史的街巷都消失了，新经济模式摧枯拉朽地推平了旧日的秩序……他只能带着“创痛”，继续拍“属于自己的时代”的故事。

　　从“看着火车”到“坐着金马车”

　　45岁就获得相当于戛纳终身成就奖的“金马车奖”

　　这当然是一个很符合国际化艺术家身份的答案。比起乌兰巴托，昔日的“汾阳小子”对现在的贾樟柯来说更为遥远。《乌兰巴托之夜》的歌声也不再在他的电影中出现。作为他的化身之一，他的妻子赵涛的银幕形象，已从汾阳文艺女青年变化为海外华人记忆深处的朦胧传说——“涛”，那是横亘在自己与故国之间的波涛的意思。

　　45岁就获得相当于戛纳终身成就奖的“金马车奖”,并没让贾樟柯改变传统知识分子式的宠辱不惊——至少表面如此。但对一直注视着他、注视着他镜头下的中国人命运的人们来说，他的影像风格并不像他的个人气质一样稳定。不少人认为，在时代遽变的影响下，越来越“国际范”的贾樟柯失去了他深入底层的细微洞察力，而改为以商业化的戏剧性博取话题。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正是他的个人体验与影像高度契合的表现：他走向世界，他的角色也走向世界；他的起伏成为世界都好奇的故事，正如他的人物也成为万里之外的传说。作为当代最具典型性的中国导演，他拍电影不论好坏，都印证着中国式生命流动的轨迹。

　　获得“金马车奖”时，贾樟柯的得奖感言是“我们要坐这个金马车赶快回去拍电影”。对他的中国观众来说，那个在小镇站台上满怀憧憬地目送着火车远去的青年，已注定飞速消隐。这未必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