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

　　生于1954年。著名喜剧演员。电影表演艺术家陈强之子。上世纪80年代，陈佩斯以“二子”形象深入人心，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喜剧系列电影“二子系列”。1984年至1998年，11次参加央视春晚。2001年改行话剧表演创作和研究，现其创立的大道喜剧院亦同时致力于培养喜剧新人。

　　“当我不愿意的时候，我就离开它，看心情吧。我上不上春晚，不是我们俩能说了算的，也不是导演能说了算的，也不是台长能说了算的，这是一个潜规则，谁都知道这事。所以呢，大家都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至于观众喜欢不喜欢，需要不需要，其实都不重要。”

　　在赵本山还没有成为全民话题之前，陈佩斯与搭档朱时茂早已是每年央视春晚前后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陈佩斯的观念一直在变化，而观众口味也在发生改变，这对搭档离央视春晚舞台逐渐越来越远，直到消失。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陈佩斯不仅对自己不同阶段的小品理念进行了详细解读，也揭开了如今小品质量不够高的根本原因。

　　2008年，北京台春晚里多了一个久违的面孔：光头、中式马褂、脚踩着布鞋……这是陈佩斯阔别春晚舞台十年后的亮相，搭档仍是老伙伴朱时茂。这个名为《陈小二乘以2》的节目运用了陈佩斯一直无法在央视春晚实现的多媒体技术，但他对小品效果并不满意，“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法把我的创意表现出来。”去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在东方卫视春晚上配音表演了《新警察与小偷》，尽管创意十足，可论其轰动效果，远不及十多年前的每一个除夕夜。

　　执导了这两届央视春晚的总导演哈文，连续两年向他们发出邀请，但陈佩斯依旧未为所动：“当我不愿意的时候，我就离开它，看心情吧。我上不上春晚，不是我们俩能说了算的，也不是导演能说了算的，也不是台长能说了算的，这是一个潜规则，谁都知道这事。所以呢，大家都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至于观众喜欢不喜欢，需要不需要，其实都不重要。”

　　初上春晚头几年没剧本，多是即兴内容

　　在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前，陈佩斯和朱时茂已是家喻户晓的影视演员。两人把电影拍摄过程搬上舞台重新解构，相继创作出小品《吃面条》《拍电影》《主角与配角》等。陈佩斯回忆，“那时候大家都在摸索，头几年小品没有稿子，都是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对台词，很多都是即兴的内容。”

　　1986年，赵连甲和焦乃积创作了小品《自作自受》，并找来赵丽蓉、陈裕德搭档出演，但这两人根本搭不到一块儿去，此时陈佩斯进组，副导演袁德旺拿着本子就去找了陈佩斯。陈佩斯做了个假胡子，到“动批”服装市场观察路边卖羊肉串的小贩。最后《自作自受》更名为《卖羊肉串》亮相春晚。

　　1989年，不满足既有表现手法的陈佩斯，创作了几乎无台词的小品《胡椒面》。1990年的《主角与配角》是导演黄一鹤当年力推的节目，但走上春晚也是一波三折。在陈佩斯看来，既然是让老百姓快乐过年，小品就不应该加入政治负担，他让自己扮演的叛徒反串演共产党员，这段情节遭到一批领导的反对，另一拨人却又力挺。在矛盾与争议中，这个节目摇摇晃晃被挤进春晚舞台，全国轰动，小品正式取代相声成为春晚的第一主角。陈佩斯和朱时茂也确立了两人的表演模式，一邪一正，一武一文。

　　黄一鹤与陈佩斯、朱时茂都认为，《主角与配角》代表了这两人小品的最高水平，但陈佩斯个人更偏爱《胡椒面》这个“更纯粹表现人物的作品”。“就一两句台词，但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人们对于听觉的需求，让观众专注于演员的表情，专注于角色的性格和行为。在这个小品里，两个人完全通过肢体、眼神和表演角色之间的摩擦，所以它的层面更高。”

　　寻求突破不想说教，只想让观众开心

　　《主角与配角》之后，陈佩斯却交出了《大变活人》《宇宙体操队》这种纯娱乐的作品。一直寻求突破的陈佩斯，想法发生了改变：“我的小品几乎没有重复的，都是用不同的方法，在一个方法上再进一步，再延伸出另外一个喜剧方法和套路，叠加在一起，小品越来越复杂。到后来，当我发现有方法、自己上了一个台阶后，我感觉不对。方法是末，什么是本呢？达到观众的笑。笑是什么？这下把我自己问住了。笑是什么？”

　　陈佩斯抛却了故事性和现实意义很强的题材。“严格地说，也是一种叛逆。(既然)要求每一个作品都承载着教化功能，我就要做非常浅层、纯滑稽的东西。我用最低端的技术，同样能使观众开心，这就够了。我不想去教育他们，不想改变意识形态，只希望能给他快乐。”

　　陈佩斯的这份“叛逆”，早在《主角与配角》时就已凸显。从《吃面条》开始，他的小品就不时受到“无意义的笑”等批判，到了《大变活人》时，这种争议达到了顶峰。“在别人追求高雅的时候，我就是要用大众口味告诉他，这是你的权利，我就是要让你笑，就是让你开心。跟同时期别人的小品比，我已经把给别人快乐当做一个信仰。”

　　《大变活人》前一年的《姐夫与小舅子》是陈佩斯最不满意的作品。“临时凑的，跟时代贴得太紧了。那个时候满大街抓开黄色录像店的人。现在的人看着就莫名其妙，怎么那时候看个片儿都不让啊！怎么说抓人就带走了？今天看它已经过时了，所以说纯娱乐的东西，反而不会过时。”

　　陷入矛盾提议总被拒，逐渐变成针锋相对

　　早在1988年，陈佩斯在排小品《狗娃与黑妞》时，就曾要求导演单机拍摄，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这样小品就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喜剧效果会更好，但是没人听。”

　　到了《警察与小偷》，陈佩斯再次提出单机拍摄的要求，由于那时已有电视墙，他认为单机拍摄营造的气氛会更好，结果导演还是删去了陈佩斯认为前面特别精彩的一段过场戏。1998年《王爷与邮差》，陈佩斯再次提出在小品中采用高科技，仍未予采纳。

　　“一年一年的，我们提出的意见总是遭到拒绝，所以矛盾就变成针锋相对了。”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参加央视春晚。1999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因春晚小品的著作权问题将中央台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法庭，从此二人与央视决裂，再未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虽然后期与央视的矛盾越来越深，但回头看与央视合作的这十来年，陈佩斯还是充分肯定了这个平台对自己的帮助。“那时候我愿意到那儿去。因为有压力就有动力，而且也有新的探索，我可以通过它找到一些新的喜剧方法。而我的喜剧风格，喜剧面目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在我的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

　　陈佩斯说，有些演员一上春晚腿都会抖，但他和朱时茂几乎从没那么紧张过，“我们从没考虑晚会是什么，心里很有数，要的就是突破。所以我上春晚，都没有过激动的心情。因为我俩只想把节目做好。”

　　昨天今天现在很多东西经不起推敲没关系

　　2010年初，陈佩斯做客北京电视台《光荣绽放》，主持人问：“你现在还看春晚小品吗？”，陈佩斯答：“看，我不上了，还是要看。”

　　如今再提到“为什么观众对现在的春晚小品总不满意”的话题，陈佩斯很坦然:“这很正常。文化，从一出现它就会不断地变化，也有它的道理。当我们在想它应该怎样的时候，可能我们就错了。”

　　陈佩斯进一步解释了根源问题：“当年，我们一年只拍一部电影，有大量剩余的精力去考虑创作。等于是半年电影，半年弄小品，但今天，没任何人能拿出这么多的时间来做一个十分钟的小东西。你也没有权利要求一个人去这样做，因为如果这样，那他早就喝西北风了。原始工具磨出的玉器和现代机器磨出的肯定不一样，如今很多东西经不起推敲也没关系，因为它就像新玉，是一个文化消费品。”

　　每年春晚期间，关于陈佩斯和朱时茂的报道屡见报端，陈佩斯说：“实际上你们也知道，有些事是不可能的。”但无论他走到哪儿，还是会有人惦记：“陈老师，您到底会不会再上春晚呢？”

　　2011年6月，陈佩斯参加了国家大剧院版喜歌剧《蝙蝠》的演出，采访之际记者还是问到了同样的问题，“其实大家都想让你再上春晚，因为现在只有看赵本山了。”“那就看赵本山吧。”没有犹豫，陈佩斯脱口而出。